第134章 祠庙犹遗乡野贤
苏辙在年终时再次给赵佶上表,题目很简单:乞重议元佑党人及祠禄官事。赵佶看到这个题目感觉一阵头晕,苏辙这劄子,算是点燃了炸药包。
以苏辙的劄子为导火索,台谏、翰苑甚至地方监司的官吏,纷纷上疏,讨论此事,每日的常朝可就热闹了,新党旧党这帮人,天天吵的跟乌眼鸡一样,互相瞪着眼睛。
其实苏辙的劄子说得是两件事情,一是为元佑时期的诸位宰相平反,二是启用祠禄官中有才能的人。元佑宰相其实也很好解释,苏辙也是当年这些人之一,当时高太后垂帘,起用司马光、吕公着、苏辙等旧党中坚任宰相,贬斥新党,然而随着高太后去世,哲宗皇帝亲政,就重新启用新党,章惇、曾布都是此时登上相位的。
说实话,赵佶对他们狗咬狗的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,旧党上位,就玩命的搞新党,新党上位,自然对旧党还以颜色,说个不好听的,两边为了打击异己都是不择手段,那里有什么底线,只能说旧党稍微温和一点,新党要是遇到章惇、吕惠卿这样的人,那就呵呵了。
赵佶更关心的是这些祠禄官,这是大宋特有的一种制度,大概在真宗朝时祠禄官便已出现,但直到神宗朝以前,都还比较少见。这时期的祠禄官,通常都是用来安置(或者说优待)年老或不任事的勋贵、戚里、元老、重臣的。但是到了神宗朝,王安石变法后,事情开始起变化了,祠禄官又多了一大用途,那就是用来安置同主政者持不同政见的官员。这一方面,当然是一种贬黜手段;但另一方面,待遇又比较优厚。
王安石还算比较温和,对于自己的政敌,只是将他们排挤到宫观中担任祠禄官,但是随着党争的日益加剧,仅仅将他们排挤到宫观中已经显然满足需要了,一般对于政敌,夺官、编管甚至流放、发配都是常事,祠禄官反而是最温和的手段,一般是留给自己派系里的不同政见者的。
苏轼苏辙兄弟、吕惠卿、曾布都是担任过祠禄官的,能担任祠禄官的,一般地位比较尊崇,因为一开始是为了佚老优贤,为高官专享的福利政策。第一位祠禄官是真宗朝的宰相王旦,自真宗置玉清昭应宫使,以王旦为之,后旦以病致仕,乃命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,给宰相半俸,祠禄自此始也。初设时员数甚少,后以优礼大臣之老而罢职者,日渐增多。玉清昭应宫使,月俸钱百千;景灵宫宫使,月俸钱七十千;祥源观宫使,月俸钱五十千。
能做到祠禄官的,一般都是两制以上的大员,并且在皇帝心目中有点地位的,否则早就给你贬谪安置到广南西路去了。这帮人被安置在祠禄官上,还都是有些能力的。苏辙上疏要求清理祠禄官,其实赵佶也正有此意,但是赦免元佑诸相,是很麻烦的一件事。
当年元佑诸臣遭遇贬谪,最终去世,正是章惇、曾布等人为相时候,对他们的赠官、谥号等,都是多方面的予以否定,现在要更改当时的一些做法,未免不会让臣僚们觉得自己有可能更易法度,让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的朝局再起波澜。
以司马光为例,元佑元年司马光去世后,获赠太师、温国公,谥号文正,宋哲宗赐碑名为"忠清粹德"。但是等到绍圣元年,章惇为相时,议论司马光更变熙丰法度,哲宗下诏削除司马光的赠谥,毁坏所赐碑。绍圣四年,再贬为清海军节度副使,又追贬朱崖军司户参军。元符三年,追复太子太保。司马光的身后事,就是新旧党争的缩影。
这个事情,不可谓不大,赵佶本来想把这件事冷处理,就等他们吵一阵也就过去了,没想到这事愈演愈烈,每天不仅是常朝互相开喷,线下也是互相弹劾,各种弹章都是满天飞,而且到了弹劾现在政事堂的程度了,赵佶真想把他们办公用纸给切断了,让你们自己买纸写劄子,看还能不能写这么多。
赵佶决定还是召集两制以上的大臣商议此事,赵佶问道:“元佑诸相谥号、赠官之事,诸位怎么看?”
新党诸人都默不作声,苏辙率先说道:“官家,臣以为元佑诸相实在是不该如此贬谪,一来是有失国家待大臣之道,二是对有有功之臣太过凉薄,臣以为国家对大臣,既然已经谢世,何妨宽容一些,元佑诸相无甚大罪,何必苛待。”
首相韩忠彦也表示同意,赵佶看了一下,范纯粹等人也都是表示赞同,赵佶一想也是,范纯粹长兄范纯仁也是元佑诸相,他当然希望给自己长兄追赠官职,赵佶看了一下章惇等人,很奇怪的都没有发表意见,赵佶有些好奇,当年打击元佑党人最厉害的就是章惇、曾布等人,怎么毫无反应,按理说他们应该是最不愿意给元佑诸相翻案的啊。
赵佶于是有些好奇的问道:“曾相、章相,当时二位就在政事堂,不知道二位怎么看此事?”
曾布笑笑说道:“官家,臣等当时虽居相位,但是此事乃先帝准允的,要是官家更改,当以理由应对天下悠悠之口呢?”章惇只是拱拱手表示自己同意曾布的意见,这下韩忠彦、苏辙有些麻爪了,韩忠彦的眉头紧皱,在思考这个问题,对于赵佶来说,这个问题也很棘手。
毕竟从法理上来说,哲宗皇帝是自己的哥哥,自己刚刚继位,就否定自己哥哥在世时做出的决定,是有些不妥的,尤其是哲宗皇帝当时打出的旗号是绍圣,也就是恢复自己父亲神宗皇帝的新法,这就让赵佶很难办了,毕竟子曰:“父在,观其志;父没,观其行;三年无改于父之道,可谓孝矣。”自己刚刚继位就更易父兄的成法,对于赵佶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,毕竟天下悠悠之口,万一被有心人利用,说是自己不遵父兄法度,这就很麻烦了。
赵佶自己也是眉头紧锁,一方面他认为当时对元佑诸相的处罚有些过于重了,但是贸然变更先帝的决定,还是有些风险的,毕竟自己所用,大部分还是新法,不想让天下认为自己倾向保守,赵佶有些无奈了,心想要不然就暂且搁置此事,过段时间再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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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苏辙的劄子为导火索,台谏、翰苑甚至地方监司的官吏,纷纷上疏,讨论此事,每日的常朝可就热闹了,新党旧党这帮人,天天吵的跟乌眼鸡一样,互相瞪着眼睛。
其实苏辙的劄子说得是两件事情,一是为元佑时期的诸位宰相平反,二是启用祠禄官中有才能的人。元佑宰相其实也很好解释,苏辙也是当年这些人之一,当时高太后垂帘,起用司马光、吕公着、苏辙等旧党中坚任宰相,贬斥新党,然而随着高太后去世,哲宗皇帝亲政,就重新启用新党,章惇、曾布都是此时登上相位的。
说实话,赵佶对他们狗咬狗的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,旧党上位,就玩命的搞新党,新党上位,自然对旧党还以颜色,说个不好听的,两边为了打击异己都是不择手段,那里有什么底线,只能说旧党稍微温和一点,新党要是遇到章惇、吕惠卿这样的人,那就呵呵了。
赵佶更关心的是这些祠禄官,这是大宋特有的一种制度,大概在真宗朝时祠禄官便已出现,但直到神宗朝以前,都还比较少见。这时期的祠禄官,通常都是用来安置(或者说优待)年老或不任事的勋贵、戚里、元老、重臣的。但是到了神宗朝,王安石变法后,事情开始起变化了,祠禄官又多了一大用途,那就是用来安置同主政者持不同政见的官员。这一方面,当然是一种贬黜手段;但另一方面,待遇又比较优厚。
王安石还算比较温和,对于自己的政敌,只是将他们排挤到宫观中担任祠禄官,但是随着党争的日益加剧,仅仅将他们排挤到宫观中已经显然满足需要了,一般对于政敌,夺官、编管甚至流放、发配都是常事,祠禄官反而是最温和的手段,一般是留给自己派系里的不同政见者的。
苏轼苏辙兄弟、吕惠卿、曾布都是担任过祠禄官的,能担任祠禄官的,一般地位比较尊崇,因为一开始是为了佚老优贤,为高官专享的福利政策。第一位祠禄官是真宗朝的宰相王旦,自真宗置玉清昭应宫使,以王旦为之,后旦以病致仕,乃命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,给宰相半俸,祠禄自此始也。初设时员数甚少,后以优礼大臣之老而罢职者,日渐增多。玉清昭应宫使,月俸钱百千;景灵宫宫使,月俸钱七十千;祥源观宫使,月俸钱五十千。
能做到祠禄官的,一般都是两制以上的大员,并且在皇帝心目中有点地位的,否则早就给你贬谪安置到广南西路去了。这帮人被安置在祠禄官上,还都是有些能力的。苏辙上疏要求清理祠禄官,其实赵佶也正有此意,但是赦免元佑诸相,是很麻烦的一件事。
当年元佑诸臣遭遇贬谪,最终去世,正是章惇、曾布等人为相时候,对他们的赠官、谥号等,都是多方面的予以否定,现在要更改当时的一些做法,未免不会让臣僚们觉得自己有可能更易法度,让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的朝局再起波澜。
以司马光为例,元佑元年司马光去世后,获赠太师、温国公,谥号文正,宋哲宗赐碑名为"忠清粹德"。但是等到绍圣元年,章惇为相时,议论司马光更变熙丰法度,哲宗下诏削除司马光的赠谥,毁坏所赐碑。绍圣四年,再贬为清海军节度副使,又追贬朱崖军司户参军。元符三年,追复太子太保。司马光的身后事,就是新旧党争的缩影。
这个事情,不可谓不大,赵佶本来想把这件事冷处理,就等他们吵一阵也就过去了,没想到这事愈演愈烈,每天不仅是常朝互相开喷,线下也是互相弹劾,各种弹章都是满天飞,而且到了弹劾现在政事堂的程度了,赵佶真想把他们办公用纸给切断了,让你们自己买纸写劄子,看还能不能写这么多。
赵佶决定还是召集两制以上的大臣商议此事,赵佶问道:“元佑诸相谥号、赠官之事,诸位怎么看?”
新党诸人都默不作声,苏辙率先说道:“官家,臣以为元佑诸相实在是不该如此贬谪,一来是有失国家待大臣之道,二是对有有功之臣太过凉薄,臣以为国家对大臣,既然已经谢世,何妨宽容一些,元佑诸相无甚大罪,何必苛待。”
首相韩忠彦也表示同意,赵佶看了一下,范纯粹等人也都是表示赞同,赵佶一想也是,范纯粹长兄范纯仁也是元佑诸相,他当然希望给自己长兄追赠官职,赵佶看了一下章惇等人,很奇怪的都没有发表意见,赵佶有些好奇,当年打击元佑党人最厉害的就是章惇、曾布等人,怎么毫无反应,按理说他们应该是最不愿意给元佑诸相翻案的啊。
赵佶于是有些好奇的问道:“曾相、章相,当时二位就在政事堂,不知道二位怎么看此事?”
曾布笑笑说道:“官家,臣等当时虽居相位,但是此事乃先帝准允的,要是官家更改,当以理由应对天下悠悠之口呢?”章惇只是拱拱手表示自己同意曾布的意见,这下韩忠彦、苏辙有些麻爪了,韩忠彦的眉头紧皱,在思考这个问题,对于赵佶来说,这个问题也很棘手。
毕竟从法理上来说,哲宗皇帝是自己的哥哥,自己刚刚继位,就否定自己哥哥在世时做出的决定,是有些不妥的,尤其是哲宗皇帝当时打出的旗号是绍圣,也就是恢复自己父亲神宗皇帝的新法,这就让赵佶很难办了,毕竟子曰:“父在,观其志;父没,观其行;三年无改于父之道,可谓孝矣。”自己刚刚继位就更易父兄的成法,对于赵佶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,毕竟天下悠悠之口,万一被有心人利用,说是自己不遵父兄法度,这就很麻烦了。
赵佶自己也是眉头紧锁,一方面他认为当时对元佑诸相的处罚有些过于重了,但是贸然变更先帝的决定,还是有些风险的,毕竟自己所用,大部分还是新法,不想让天下认为自己倾向保守,赵佶有些无奈了,心想要不然就暂且搁置此事,过段时间再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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