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02章 说书崇政经筵开
在李乾顺头大的时候,赵佶也没好过到哪里去,赵佶头昏的原因是政事堂请求选拔词臣充任崇政殿说书,重开经筵日讲。
赵佶心想,学习,学个屁!兄弟都当皇帝了,难道要你教怎么当皇帝吗?再说所谓经筵日讲,讲的大多数是孔孟之道,圣人之言,最不耐烦听的就是这玩意,赵佶才不相信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呢。
孔老夫子要有那个本事,也不会困在陈蔡之间当春秋贝爷了。他们什么事都要假托圣人之言,来教诲赵佶,这是最让人讨厌的。赵佶对政事堂的奏请采取冷处理的措施,能拖就拖。
但是政事堂的诸位相公不但一直奏请,在常朝和各种朝会上当面奏请。苏辙还发动台谏这帮疯狗,开闸放狗。如果是政事堂的诸位相公们还是文明人的话,台谏这帮疯狗可就不上路子的多了,不光是各种劄子淹没赵佶的案头,动不动就是一帮言官当殿直谏,搞得赵佶下不来台。又没有庭杖能收拾他们。
赵佶现在无比怀念凤阳神丐发明的庭杖制度,某些人的屁股就是欠。随着他们搞得声势越来越大,连地方监司的官员也上疏,赵佶实在是不胜其烦,下令召集两制以上大臣讨论崇政殿说书的人选。
本来这事完全可以下政事堂,令政事堂举荐即可,但是赵佶偏不,赵佶知道,一旦两制以上大臣讨论,都想推举自己人上位,只要达不成统一意见,赵佶就拖,就硬拖。总之就是不想开这个经筵日讲。
赵佶在垂拱殿坐好后,首相韩忠彦当先出班奏道:“官家,今日是选取崇政殿说书,为官家开经筵。”赵佶点点头,令韩忠彦介绍崇政殿说书的执掌,选取的标准。
韩忠彦当即介绍起来大宋的经筵制度,大宋崇尚文治,历代皇帝也非常重视经筵。太宗皇帝就认为帝王今日之学与不学,系他日之治乱。非常重视经筵,历代帝王谨守以文化成天下的祖宗家法,勤学好问,身为典范,以成治道。经筵进读的典籍与教材选择,无不以成圣德益治道为标准。为此,宋代帝王特重经旨义理的体悟。
同时,帝王的学习和士大夫的学习明显不同。至少帝王们的学习不需要参加科举考试。帝王治学为的是如何从经典中掌握为君之道与治国之要,也是宋代帝王最为关切的问题。这就必然要求士大夫在经筵讲学中,突破传统章句训诂之学的诠释形态,采取一种新的义理解经方式,指导帝王掌握蕴含在经典中的经旨要义与修己治人之道。
为了实现因经义以求治道的目的,宋代帝王还体现出对经筵官义理解经的偏好。如端拱元年(988),太宗听李觉讲《易》之“泰卦”,对其发挥经义,“因述天地感通,君臣相应之旨”表示赞许,赐帛百匹,以之为“君臣鉴戒”。咸平年二年(999),真宗称赞崔偓佺讲《尚书?大禹谟》,“颇达经义,甚可称也。”仁宗赞美经筵官曰:“赖卿等宿儒博学,多所发明,朕甚悦之。”侍讲钱象先因善讲说,解经“语约而义明”,被仁宗前后留侍十五年。均体现出对不拘字词章句,探究经旨义理的兴趣,这必然影响并带动经筵官突破传统章句训诂之学的束缚而转向经典“义理”诠释,一种新经学体例逐渐酝酿而生。
宋代皇帝最为好学的,莫过于仁宗,仁宗曾说:“有帝王之学,有士大夫之学,朕在宫中无一日废学,但推前古治道有益于今者要施行耳!不必指摘章句以为文也。”对于经筵,仁宗也是有自己的看法的,训诂之学对于帝王来说实际上并无意义,治平天下需要的是对于治国之道的理解,不是对于圣人之言的推敲。
再说了,赵佶自己对经义毫无兴趣,要是讲什么经义,那他还不如去找刘娘子学外语呢。满口圣人之言,要考研啊!赵佶更希望的是经筵多以史论,讨论历代兴亡之得失,用之治国,才是比较现实的。至于什么圣人之言,圣人?他有几个指挥的禁军?
韩忠彦说完后,赵佶补充道:“此次选取崇政殿说书,是为了讲经说史,明治乱之因,知兴替之由,而不是寻一寻章摘句之腐儒,诸卿有何人可以荐来。”
范纯礼当先说道:“官家,臣荐大理评事萧山知县杨时,其人精通经义,天下知名,官家可召之,必有益于圣学。”赵佶一想,怎么上来就把他拉出来了,这哥们绝对是老夫子一个啊!既是二程的弟子,又干出程门立雪这种事的狠人,要是他当这个崇政殿说书,自己不得被喷的满头包啊。
赵佶不由得看向苏辙,心想着你们蜀党不是和洛党不和吗?苏台长,上啊,喷死姓范的。没想到苏辙竟不发一言,倒是韩忠彦出来赞成道:“官家,杨时言正而行端,德闳而学粹。趋跄礼法之场,超卓传注之表。群经独得其趣,诸子莫遁其情。网罗百家,驰骋千古。辨邪说以正人心,推圣学以明大义。面陈疏议足以扶国本于当时;注释经义足以开来学于后世。顾功德之兼全,宜旌隆之特异。”
没想到杨时在群臣里面威望如此之高,竟然每人反对他,赵佶不禁看向新党一众大佬,怎么,你们今天都哑巴了?新党就找不出人了吗?赵佶转念一想,可能新党真的找不出人来。若是在新党中寻找办事得力之臣,倒是一抓一大把,可是要是在新党中寻找词臣,那可就不易了、曾布、章惇等人倒是精通经义,可是总不能让宰相充任说书吧,当年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倒是颇有才名,可惜早殇。
在玩嘴皮子上,旧党是有天然优势的,赵佶想了想说道:“既然杨时才学出众,德行高洁,就以荐召为秘书郎,迁着作郎,除迩英殿说书。”宋代的经筵官有(亦称讲读官、讲官、读官),前后共有“翰林侍读学士”、“翰林侍讲学士”、“侍读”、“侍讲”、“崇政殿说书”、“天章阁侍讲”、“迩英殿说书”七种。现在翰林院的诸位学士已经进入两制,不再实际参与经筵,实际参与经筵的就是崇政殿说书、天章阁侍讲、迩英殿说书三人,赵佶想着,杨时任迩英殿说书,再选两人参与经筵,平衡一下,未尝不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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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佶心想,学习,学个屁!兄弟都当皇帝了,难道要你教怎么当皇帝吗?再说所谓经筵日讲,讲的大多数是孔孟之道,圣人之言,最不耐烦听的就是这玩意,赵佶才不相信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呢。
孔老夫子要有那个本事,也不会困在陈蔡之间当春秋贝爷了。他们什么事都要假托圣人之言,来教诲赵佶,这是最让人讨厌的。赵佶对政事堂的奏请采取冷处理的措施,能拖就拖。
但是政事堂的诸位相公不但一直奏请,在常朝和各种朝会上当面奏请。苏辙还发动台谏这帮疯狗,开闸放狗。如果是政事堂的诸位相公们还是文明人的话,台谏这帮疯狗可就不上路子的多了,不光是各种劄子淹没赵佶的案头,动不动就是一帮言官当殿直谏,搞得赵佶下不来台。又没有庭杖能收拾他们。
赵佶现在无比怀念凤阳神丐发明的庭杖制度,某些人的屁股就是欠。随着他们搞得声势越来越大,连地方监司的官员也上疏,赵佶实在是不胜其烦,下令召集两制以上大臣讨论崇政殿说书的人选。
本来这事完全可以下政事堂,令政事堂举荐即可,但是赵佶偏不,赵佶知道,一旦两制以上大臣讨论,都想推举自己人上位,只要达不成统一意见,赵佶就拖,就硬拖。总之就是不想开这个经筵日讲。
赵佶在垂拱殿坐好后,首相韩忠彦当先出班奏道:“官家,今日是选取崇政殿说书,为官家开经筵。”赵佶点点头,令韩忠彦介绍崇政殿说书的执掌,选取的标准。
韩忠彦当即介绍起来大宋的经筵制度,大宋崇尚文治,历代皇帝也非常重视经筵。太宗皇帝就认为帝王今日之学与不学,系他日之治乱。非常重视经筵,历代帝王谨守以文化成天下的祖宗家法,勤学好问,身为典范,以成治道。经筵进读的典籍与教材选择,无不以成圣德益治道为标准。为此,宋代帝王特重经旨义理的体悟。
同时,帝王的学习和士大夫的学习明显不同。至少帝王们的学习不需要参加科举考试。帝王治学为的是如何从经典中掌握为君之道与治国之要,也是宋代帝王最为关切的问题。这就必然要求士大夫在经筵讲学中,突破传统章句训诂之学的诠释形态,采取一种新的义理解经方式,指导帝王掌握蕴含在经典中的经旨要义与修己治人之道。
为了实现因经义以求治道的目的,宋代帝王还体现出对经筵官义理解经的偏好。如端拱元年(988),太宗听李觉讲《易》之“泰卦”,对其发挥经义,“因述天地感通,君臣相应之旨”表示赞许,赐帛百匹,以之为“君臣鉴戒”。咸平年二年(999),真宗称赞崔偓佺讲《尚书?大禹谟》,“颇达经义,甚可称也。”仁宗赞美经筵官曰:“赖卿等宿儒博学,多所发明,朕甚悦之。”侍讲钱象先因善讲说,解经“语约而义明”,被仁宗前后留侍十五年。均体现出对不拘字词章句,探究经旨义理的兴趣,这必然影响并带动经筵官突破传统章句训诂之学的束缚而转向经典“义理”诠释,一种新经学体例逐渐酝酿而生。
宋代皇帝最为好学的,莫过于仁宗,仁宗曾说:“有帝王之学,有士大夫之学,朕在宫中无一日废学,但推前古治道有益于今者要施行耳!不必指摘章句以为文也。”对于经筵,仁宗也是有自己的看法的,训诂之学对于帝王来说实际上并无意义,治平天下需要的是对于治国之道的理解,不是对于圣人之言的推敲。
再说了,赵佶自己对经义毫无兴趣,要是讲什么经义,那他还不如去找刘娘子学外语呢。满口圣人之言,要考研啊!赵佶更希望的是经筵多以史论,讨论历代兴亡之得失,用之治国,才是比较现实的。至于什么圣人之言,圣人?他有几个指挥的禁军?
韩忠彦说完后,赵佶补充道:“此次选取崇政殿说书,是为了讲经说史,明治乱之因,知兴替之由,而不是寻一寻章摘句之腐儒,诸卿有何人可以荐来。”
范纯礼当先说道:“官家,臣荐大理评事萧山知县杨时,其人精通经义,天下知名,官家可召之,必有益于圣学。”赵佶一想,怎么上来就把他拉出来了,这哥们绝对是老夫子一个啊!既是二程的弟子,又干出程门立雪这种事的狠人,要是他当这个崇政殿说书,自己不得被喷的满头包啊。
赵佶不由得看向苏辙,心想着你们蜀党不是和洛党不和吗?苏台长,上啊,喷死姓范的。没想到苏辙竟不发一言,倒是韩忠彦出来赞成道:“官家,杨时言正而行端,德闳而学粹。趋跄礼法之场,超卓传注之表。群经独得其趣,诸子莫遁其情。网罗百家,驰骋千古。辨邪说以正人心,推圣学以明大义。面陈疏议足以扶国本于当时;注释经义足以开来学于后世。顾功德之兼全,宜旌隆之特异。”
没想到杨时在群臣里面威望如此之高,竟然每人反对他,赵佶不禁看向新党一众大佬,怎么,你们今天都哑巴了?新党就找不出人了吗?赵佶转念一想,可能新党真的找不出人来。若是在新党中寻找办事得力之臣,倒是一抓一大把,可是要是在新党中寻找词臣,那可就不易了、曾布、章惇等人倒是精通经义,可是总不能让宰相充任说书吧,当年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倒是颇有才名,可惜早殇。
在玩嘴皮子上,旧党是有天然优势的,赵佶想了想说道:“既然杨时才学出众,德行高洁,就以荐召为秘书郎,迁着作郎,除迩英殿说书。”宋代的经筵官有(亦称讲读官、讲官、读官),前后共有“翰林侍读学士”、“翰林侍讲学士”、“侍读”、“侍讲”、“崇政殿说书”、“天章阁侍讲”、“迩英殿说书”七种。现在翰林院的诸位学士已经进入两制,不再实际参与经筵,实际参与经筵的就是崇政殿说书、天章阁侍讲、迩英殿说书三人,赵佶想着,杨时任迩英殿说书,再选两人参与经筵,平衡一下,未尝不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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